斯里阿曼华族社会与华族研究初探（旧稿）

前言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已开始着手编写大马华人史了，这是华人社会所期待的，砂州自砂拉越华族文化会成立以来也积极收集本州华族史料，编辑成书，希望把民族历史保留，让后代肯定先人的足迹。至今，已编辑成册的有《诗巫华族史料集》（1992）、《砂罗越华族研论文集》（1992），又有诗巫民族文物馆所展览的一些史料。更早的是，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出版的《砂罗越华族论集》（1985）。这是华人社团在民族历史研究的小贡献，笔者认为个人在这　显示有更大的贡献，他们所撰写的著作远此华团所出版的多，较为代表们的学者有田农、饶尚东、刘子政、刘伯奎、周丹尼、陈振声等等，他们之中有者是专业的学者，有者乃业余性的。总之，在严格的学术角度看来，砂拉越华族研究与史料收集仍然是非整体性、缺专业性的，但成绩已显现出来。

斯里阿曼的状况

年前，资深报人田农先生告诉笔者，当他在搜集本州各地的华族史料时，斯里阿曼竟没有一份相关的文字与个人正做相关的工作。这表示，斯里阿曼的史料收集是非常少，更何况华族研究？这是斯里阿曼普遍的人文状况。笔者认为这与斯里阿曼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有关。堂堂斯里阿曼省会的斯里阿曼在各方面的进展却是「龟式」的，人们知道斯里阿曼是因为其鲁巴河的鳄鱼或爱丽斯堡，其他的不足一谈。

斯里阿曼华族的前进节奏，事实上比其他地区的同胞来得慢，虽然早在1830年就有广东籍刘叔在鲁巴河一带活动，后在十九世纪的中期（1849年）已有华人在斯里阿曼鲁巴河上游的实加朗开荒辟土，而后也随着爱丽斯堡的建立的下迁而在成邦江设店开铺（1864年）；加上英吉利里马鹿由的十五公司基地的设立，斯里阿曼华族开垦历史其实不算太迟。它与砂州其他地区的开垦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但是，目前，它的发展却慢得多。这该与斯里阿曼的华族社会组织有关。自开坡以来至廿世纪五十年代，斯里阿曼的华社属于较单元性的，因为它的人数却不多，结构也简单。就以斯里阿曼坡为例，它是潮属人士的天下，自开坡以来，该坡最重要的社团是顺兴公司。顺兴不是一个门派或籍贯的机构，它是该坡全华族社会最高机构，它的活动包括信仰、教育与福利。

在这单元的环境下，斯里阿曼的华社是较被动的。他们的生活是清闲暇意谓它不为外来因素或祖国（大陆）演变的影响，所以它是在开坡超过半个世纪后创办学堂（培侨小学，1929年）。学堂的创立，能推动区域的健全发展。但是，第二世界大战的爆发又让该坡华社的发展停顿。接着下来，五六十年代，左派运动的蓬勃又使该坡华社失去许多人才、力量。

故此，华社活动甚不蓬勃。就在这个时期，榕籍社群在1954年开始南迁至斯里阿曼谋　生，“另起小社群”。不管在信仰或组织上，榕籍社群都是个别与分离的。他们在其个别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活动是积极的，甚至引起非榕籍社群隐藏性的恐慌。

固然如此，斯里阿曼的华族文字的记载仍然非常缺乏，其学术风气也兴不起。即使1981年第二省华人注册社团总会的成立后，也不曾队这事加以注重。本地也没有人连续地做此类的工作，斯里阿曼华族史就成了空白，多年来的历史有如虚流。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片断的、零散的文字记载着本地的史实，大都是新闻从业者或业余写作人的产品。它的形式大体上有访谈、杂记、新闻报导等等，笔者几乎没有发觉到有以华文书写的斯里阿曼华族专文；虽然，自七十年代以来，有几位人士曾经撰写过有关斯里阿曼的文字，他们即洪惠明、杜明、石白木、初明、李南林、闰土、李采田等等。所涉及的范围也不广，大体上可归纳为：华人组织、爱丽斯堡及个人的历经等。这些文字多是随写式的，不太有严格的研究，其可靠性是待商确（笔者并非贬低这些文字，不过这是实情，因为这些文字的资料来源只是口述）。

这种匮乏的情状，使本地人们的漂浮，他们不清楚本地的历史，更何况其后代？华族文化协会的工作是非常值得赞赏，不过笔者认为光是史料的收集是不够，我们也不期望这份工作是以「唯恐无」的心理来促成的。笔者认为史料收集起步，更重要的是必须诠释史料，给予意义。

小结与延续工作

因此，笔者认为华团所收集的史料必须经专业的处理。华团可邀请或聘请学者全职或义务地进行类似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整体、系统的成果。华社的工作才显出其明显的纲领与路线。

当笔者细察斯里阿曼华族史的梗概后，笔者察觉到有几个课题非常值得牛加以探究：

（一）            成邦江华族先贤开埠的正确日期与过程

（二）            潮属社群百年来在斯里阿曼的成长演变与过程

（三）            五十年代榕属人士南迁对斯里阿曼的影响

（四）            斯里阿曼华族社团：从早期的单元到八十年代后期的林立

（五）            鲁巴河惹船的特征

（六）            郊区华族社会与土著社会的关系与通婚

笔者认为斯里阿曼华族社会与南洋各地的华社既有其共同点，也具有异点。就如课题（四），当各地的姓氏与籍贯组织渐渐失去其光芒而重检讨其存在价值时，斯里阿曼出现另一现象。姓氏与籍贯组织纷纷成立，如黄氏公会、林氏公会、郑氏公会、客家公会、河婆同乡会与潮州公会。这些组织是在寻根热潮与血缘－乡缘淡化的矛盾中出现的，它们可是社会学家所好奇的。

笔者认为斯里阿曼华族社会须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在这之下，它的高层次文化是须要被关注的。我们诚望，鲁巴河畔会有热爱学问者的涌现，让先贤的功绩能被缅怀、表扬，而后代则清楚自身的根源。要促成社会热爱知识和研究风气并非是一朝一日的潮起而已，它是一份艰难与枯燥的工作。

（诗华日报，9-5-1995）
收入《初三流，十八水：成邦江文史论文集》，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