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新的历史观（旧稿）

历史学的形成乃是当代史学家的研究结果，他们往往据自己的认识、意识形态与价值来完成一份研究，这是人文研究的科学。虽然，史学家往往力求客观，但事实上他摆脱不了主观，所以他只是能以较合理的方式来处理史料并完成一份正史研究。

我国是一个前殖民地，所以很多历史记载都是殖民政府留传下来的。加上一些殖民官员也是当时的历史研究者，所以很多历史诠释都是以他们的角度来处理，这是前殖民地的普遍现象。独立以后，国家民族主义的突起，很多历史事件都给予新的诠释，例如殖民史家认为是反叛，而新的诠释可能是起义。这有很多，尤其是十九世纪中期的反英历史，我们可以读到Tok Janggut、Dol Said, Dato’ Maharajalela…的功绩。

在砂拉越，当我们加入了马来西亚后，我们也竭力本地化我们的历史诠释与研究角度，但这却形成了另一种笔者认为并不是很健康的研究角度。过去，砂拉越的区域历史都以半岛或吉隆坡的角度来诠释，造成了很多误解。最近有关加入马来西亚与创造马来西亚的论证是一个例子。以一本地子民及历史学生的眼光，笔者认为后者是较合理的论调。

事实上，砂拉越的区域历史研究是非常缺少的。即使本地大专也是如此，这是因为砂州的历史、地区与人，结构是非常微妙的，外州人的很难明了的。而本州各种族与社群的关系也是很特别的，似乎是处于非种族间的关系。这种局面在未独立前已经形成立了，因为当时所成立的政党如人民联合党、国民党等都是以多元种族路线为主的无种族区别政党。而半岛的情况却是相反的，它的结合是在于种族的基础上。这一个局面往往被一些非本地的研究者所忽略。他们也以种族的眼光来剖析本州的政治演讲与历史。

砂拉越大学的成立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就此特殊的现象加以研究与探索，创造富有本地特殊环境的理论。而这又逢砂州独立三十周年庆典，更是喜上加喜。

砂拉越的历史，尤其是其近代（当代）的政治历史是非常独特的。从六十年代的前独立时期、动荡与联邦的插手、七十年代的结合、八十年代的发展政治及当前的趋势都有其自己的风格及模型。笔者认为它是更适合成为多元种族社会的借镜典范。因此，调整历史角色也是当前我们的急务，这使我们对民族，国土更加明了与热爱。

笔者认为，成为砂州独立后的新生代，我们必须喊出我们的心声，让真理实现，让美好的一切能体现，发出心底下的声音正是时候。

况且，史学家认为一切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必须以最新的观点来看、来评价历史，站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座标，往往我们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观察与见解。

（诗华日报，20-11-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