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树说起：思母校于不惑之年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母校成中公几棵老树的故事，那该是1997年左右写的，那时学校兴建体育馆、D座校舍及提升B座行政楼，砍去了母校几棵老树，我认为这也等于砍去了老校友们的记忆。

那篇文章只停留在我的日记簿内，不曾发表，最近想把它找出来发表，凑凑母校81周年校庆及新校舍落成的热闹。但是，找遍屋里每个角落就是寻不着那篇文章。我就决定重写一篇。对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重写就失去了过去的原貌。不过，既然原文遗失了，我只好挽救记忆，再写这几棵树的故事。幸好，这次的重建工程再也没砍去老树了。

学校正门，礼堂前梯级旁原本种有几棵松树及槟樃树。那槟樃树，据我父亲说是1952年迁校时，他们以手推车把它从现县议会路小型室内体育馆处的旧校舍迁种到那的。1970年代，我在母校求学时，只知我们喜欢在树下玩，拾松子，也拾槟樃。可惜现在的学弟妹们没机会认识这些松子与槟樃了。

刘宜满体育馆右侧有棵大榕树，那时候篮球场就在现在的体育馆现址，这棵树就是我们运动时遮荫处，同学们还喜欢在它那凹凸的老树根上休息，享受树下凉风，而现在我们只有那闷热的体育馆了。

飞机尾处还有一颗榕树，位置就在现在B座校舍通往食堂的走道旁。同样的，他是我们下课时的聚点，尤其是下午班三点过后，有人在那里追逐，也有人在那儿闲聊。张永忠老师就喜欢在那儿看同学游戏，有时他站着边吃冰淇淋边与同学聊天，也会请学生吃吃冰条，我就曾被他赏请过。这就是1970年代中公的师生关系，没有压力，只有欢乐与融洽。

树，把我的记忆唤回来了。我想，我对母语的热爱就是母校良好校风下培养成的。小孩都喜欢美的东西，我想是黄惠珍老师、范永祥老师、陈宗汉老师、郑才标老师那端正的中文字，让我对中文字热爱。高年级时，我更佩服黄忠平老师的草体字，竟然也学写起草体字来。我记得，同学们都喜欢老师模范老师的字体，不同的科目，可写不同的字体。

我之所以会从事历史论述，除了理大那几年的熏陶外，我想是郑家彦老师给我的基础。四年级，他教我们历史，从马六甲王朝说起到中国与葡萄牙。他每一节就“空手”画起世界地图，讲述历史的演变，也让我喜欢上地图，后用自己的储蓄托同班同学裕德的父亲到古晋为我买了第一本中文世界地图，小小年纪就空间与时间有了兴趣，而也在那时候我就能空手画地图了。

五年级检定考试后，黄惠珍老师就开始训练我们公开演讲。她备稿，我们背稿，背讲得好，就奖赏-冰淇淋一枝，而且要在班上吃给全班的同学看。我吃了几次后，就代表白班参加班际演讲赛，我以“学习国语的好处”得了三奖，到今天我还记得讲稿中一则小故事，说潮州老妇女，搭三轮车，付车资时因不谙国语，用潮语向了一句“。。。是六角？？”（误听为celaka），引起马来车夫误会，而推论我们应该学好国语，就是那场演讲赛让我不怯于上台公开讲话。

1981年，我六年级，美国总统里根遭暗杀。班主任，也是华文科任师郑汉文在课堂长篇大论此事，并在班上布告栏贴了许多此事件的剪报，引导我们关心国际新闻。对我来，这非常重要，我们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就如范仲淹所言读书人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记忆回到更久了。二年级，我们开始背乘法表。算术老师陈世玉，是个祖母级的老师，她有位孙子低我们一年，她不穿裙，以中年妇女的装扮，也戴套老花的眼镜。每到算术，学生们须逐个背诵乘法表，不会的就罚站。结果敏安、刘福和我就是背不会。我们的课室就在现在的为贤楼上，我们就一直上厕所，老师年老眼花认不出，我们去了又回，又再去。敏安还演了一场大病不能背乘法表，有劳校工官遗先生送回家的戏，陈老师还是不知“内情”。后来除了我，那两个不会背乘法表的同学，都成为了工程师。

郑杏娥，是我们的书记，负责抄写全校各级考卷的油印板。到现在，我还记得她那端正，标准的字体，是这富有人性字体伴着我们小学六年之各类考试及各项通告。每天下午，她负责开图书馆，让特定的班级上图书馆借书，这是我最欢乐的时光，六年的时光，让我读遍中国名、民间故事，奠下了我的中华文化根底。

每每思起母校学习的情景，我就常常反思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我想那时候，我们是非常高兴的渡过六年的学习过程。放学时，我们不曾飞快的赶回家、或赶补习班，我们三五成群结队慢慢步行回家。我们常常提早到校，为的是能玩久些警察捉贼、或其他玩意。我们熟悉校园每个角落，校园内的一花一草大都是学生们的结晶品。所以，对母校我们是充满感觉与感情的。今天的孩子，都是匆匆的上学，也匆匆的回家，校园对他们来说就是课堂那些桌椅板凳，学习也只是书包内厚厚的作业，不如我们那时代的人性。

1-4-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