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巴河流域的“惹船”

 

摘要

惹船，即船贩，是潮州人在鲁巴河流域的主要商业活动，更是拉查时代至1960年代末的内陆贸易推手。拉查依靠船贩推动内陆贸易，扩大权力范围；同时，设立机制控制它们。船贩是先民应对自然环境与异地现实生活的经济模式，呈现了他们的智慧与无奈。本文通过现存船贩或其第二代的口述及参阅周丹尼在《砂拉越乡镇华人先驱》中的描述，探讨鲁巴河流域船贩的生活、经营模式及他们与当地土著的互动，以解读英殖时期边镇部分华人的生态。

前言

惹船，即船贩，是潮州人在鲁巴河流域的主要商业活动，更是拉查时代至1960年代末的内陆贸易推手。拉查依靠船贩推动内陆贸易，扩大权力范围；同时，设立机制控制它们。本文就鲁巴合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为背景，尝试探讨这门消失了行业的过去与其影响力。

鲁巴河流域的地理状况

鲁巴河源自加里曼丹的卡布亚斯山脉（Kapuas Mountains），在拿督湾（Teluk Datu）流入南中国海，全长约200公里。伊班人约在十六世纪就从卡布亚斯迁入此河支流-丰洛河（Undop），所以这地区是砂拉越境内伊班人最早的落脚地。

鲁巴河流域是拉查时代重要的边站，拉查政权先后在这里建立五个堡，即色胶朗詹姆斯堡（James, 1849-63）、龙呀堡（1852-1860年代）、爱丽丝堡（Alice, 1864）、丽欧诺拉堡（Leonora, 1868）、阿伦德尔堡（Arundell，1868）。

今天，说到鲁巴河，人们就会想起梦娜[1]与武让斯南[2]。其实，鲁巴河流域现今是砂拉越主要的稻米生产地。[3]

 根据记载，最早在鲁巴河流域活动的华人是一名称刘叔的广府人，他在1830年代在当地短时间活动后迁往古晋发展。1849年色胶朗詹姆斯堡建成后，潮州人开始在堡的周围开店做生意。[4]1864年潮州人随着爱丽丝的建立在成邦江开埠。

论述范围与方式

本文尝试通过现存船贩或其第二代的口述及参阅周丹尼[5]、蔡增聪[6]等的描述，阐述鲁巴河流域船贩的生活、经营模式及他们与当地土著的互动，以解读英殖时期边站（outstation）部分华人的生态。

由于周、蔡已详细交代船贩的经营与赊账模式及其为拉查政权拓疆的媒角色，周尤其以口述及《砂拉越公报》的记录为主要参考资料论述这一段史，本文就省略了此部分。周的论述成于1980年代，受访者多为船贩本身，现多已过世。

本文把焦点放在船贩的生活及他们与当地土著的互动，希望不重复周的作业。对象是以成邦江镇为中心的船贩，上至色胶朗（Skrang）河、丰洛（Undop）河，下到斯克腊（Skra）、丹绒比扎（Tanjung Bijat）等地；资料来源是以口述为主，时段为二战后至马来西亚前。受访者大都是第二代，他们都在惹船中成长，有者也曾继承父业，从事船贩工作。

为什么船贩：一个船贩的形成

林美标（87岁）被问起为什么以船贩为生时？他简单以潮语说：“讨赚，换口吃。”这是最典型与真实的答案。基本上，船贩都是这样形成的。年轻小伙子单独南来，投靠同姓/乡商家，在其店内短期工作后就集资或商借本钱，买一船惹惹（jaja）起来，一方面表示准备自立门户，自力更生，一方面也成为那同姓商家的下线了。

这惹惹是非常辛苦的，长期在湍急的河流上奔波，承受早晚潮起潮落山洪暴发的折磨，更要承受长屋居民的赊欠，甚至冒着被抢劫、打伤谋害的危险。[7]

拉查对船贩的政策

拉查利用古晋商家以来控制、溶合、拉拢其他地区的华人，让他们深入内陆，进行贸易，进而扩展他的势力范围[8]，但他又设法管制华人的内陆经济活动，避免华人与内陆居民有密切关系[9]。

1870年后，华人被禁止居住在长屋[10]，并限制船贩在各处的停留天数，例如鲁巴河是14天、巴南河（Baram）是2天[11]。违法者会被判监禁，例如鲁巴河丰洛双溪宾艾赵顺因偷偷在那离成邦江上游五里处住了二年而被监禁6个月，他是在省长出巡时被发现。[12]

拉查政权是基于住在长屋的华人较容易欺骗他的顾客，事实上是白人分而治之的政策。但是，在现实中华人也很少理睬拉查的政策。[13]他们逍遥自在于那广阔的边站外。

另一方面，拉查政权也非常重视船贩的利益，一切与他们有关的事务，都事先与他们商讨。

船贩的分类

第二省的河流短而水流湍急，下游河床浅，污浊的水流常支流河口地带造成许多旋涡[14]，那著名的河潮-梦娜带来了许多干扰，并为他们带来灾难，“走巴桑”[15]成为船贩的无奈。有时候，河潮来得太快，来不及避闪，就有翻船的可能。一名船贩的女儿说，有次河潮来了，她父亲不及解拴船绳，五六岁的她情急就以板刀切断那绳，免了一场灾祸！[16]

在这情况下，鲁巴河流域的船贩大致上有以下四种形式：

（一）        以长达十五尺、阔四尺左右，伽江[17]为顶的小舟作业，人力划动，载满货物，一家大小生活其中，以个别支流或长屋为固定的停泊点。

（二）        以二三十尺长，装上摩多的长舟作业，一或二人操作载货，摩多使它能深入上游如色胶朗，家小不住船内，重点在运货、买土产。

（三）        受河潮的影响，无法时常划动长达十五尺、阔四尺左右船只。船只好长期及固定停在各自的地盘，从往来的货船补货，以船为店。再以挑或提[18]，把货物带进长屋区交易。后来，这造成了捨船建店，形成市集。

（四）        小舟作业：由于货船无法进入小支流，唯把大船停在主干河，后以人力划小舟，运载货物深入小支流做生意。

后二类在下游一带较普遍。从船到店，有者有选择，在下游者是毫无选择。下游地区由于河潮的影响，必须捨船上岸，形成市集。到了后期，大部分船贩都上岸，他们在各自的地盘建设茅屋开店[19]，船就成为运货的工具了。店屋往往建在当地土著的土地，这是长期互动与信任的结果。所以，在鲁巴河流域其实存在许多在今天地图上找不到小商镇，它们可说是边站的边站。

船贩的经营模式

船贩卖什么？卖的当然是基本的日常用品，如糖盐米醋酒、饼干糖果、咸鱼江鱼罐头、巴拉酱、酱油、肥皂、沙笼。想象在一个只有60平方尺左右的空间如何摆设这些货品，并进行日常生活。

“通常，船头船尾是开放的，没有屋顶。船头供买卖，船尾是厨房与饭厅。船身有盖顶，前后是固定的盖顶，中间是活的，可以开关。这儿就是店面与起居室。前半部摆货，后半部一家大小晚间休息处。小孩横睡，大人斜睡，所以她在十岁时就离开船，上岸工作了。店面的摆设是这样的：一铺橱上摆纱笼布料，下面抽屉内有些瓷盘碗，另一边设架放饼干糖果，还有一罐罐的糖盐咸鱼江鱼巴拉酱、罐头。米糖一包包藏在舱内。白酒是必须品，村民会到船上来买酒，以杯计，一杯两毛钱。”[20]

相似的记录就如周丹尼[21]在丁查河船贩阿雄（卒于1915年）的遗产清单中所发现的记录：250捆藤、4把巴朗刀、4支长矛、5各盒子、2各铜盘、5个瓷盘、2个杯子、1支喷筒、5张席子、5条背心、6个椭圆形的储物盒、1捆烟纸、4盒火柴、1块铁、1把秤、1本华文书、1捆铁链、1副眼镜、2瓶香水、1张藤席、3串珠子、1个小藤篮、1段系腰布及格包衣服。

这显示船贩的资本是非常小，而且船小人力微，也不能载多少货物，因此，经营量也不大。通常，离开成邦江时就载满货，回来时就载了土产，如树胶等。如没载土产，整艘船轻轻显出多么不平衡。[22]

通往经营地往往是一条博命的旅程。除了要顺河潮上下，走巴桑外，在一些地点还要面对旋涡。例如在丰洛的翁巴东（Wong Padong）是个非常危险的旋涡，夺了许多性命。要经过此处，船贩须把货物搬到岸上，然后人在岸上拉船。过了旋涡又把货物搬回船，继续赶路。旱天时，水平线低，甚至没有水，这时往上游的路程尤其艰难。船划不动，船贩须在河床踏着河石（Karangan）推拖着船。

总之，要把商品及“进步”带到内陆，达到“讨赚，换口吃”可不是那么简单呀！

船贩、地盘与其商业网络

田汝康说船贩也是一种血缘性商业网络的形成[23]，他们与镇上老板有着宗亲、乡亲、商业伙伴及下线的关系。就如成邦江那著名及根深蒂固的成裕号，它不仅让其宗族有就业机会，也贷款让他们在鲁巴河流域创业开埠[24]。兴盛时，成裕号与其伙伴控制几十家船贩。

为了避免竞争与冲突，船贩们拥有各自的路线、地盘与老板。根据口述：

（一）下游：斯克腊（Skra）一带有陈木源，傅作松、作全、作标兄弟在实东宾（Stumbin），丹绒比扎（Tanjung Bijat）是沈时茂、时合、郑俊焕等。

（二）丰洛河：郑镜木、傅财炎等在丰洛（Undop）支流近河口处，郑应茂、郑楚秋在丰洛上游。

（三）色胶朗（Skrang）河：沈铁板、大桥一带有姚耀标、炳标、镜标等。巴岳（Bangat）有陈财坤。

（四）大港，即鲁巴河主流：郑壁全、郑明贤、姚亚弟、郑瑞端等，后期他们的船比较大，也装上摩多。

固然如此，路线并非永久性的，例如斯克腊（Skra）陈木源就把该处的生意交给儿子清榜，自己跑到色胶朗去。

每名船贩有个别的老板，他们除了在老板处取货卖土产外，老板的店也是他们到镇上时的歇脚处，有者甚至把求学的孩子寄宿在老板店内。

根据口述，以下为一些老板及与其来往船贩的名表：：

（一）通记（吴）：郭图清、林两春、薛耀如。

（二）信合（郭）：傅财炎、陈坤平。

（三）添成（郑）：姚耀标、姚炳标、姚镜标。

（四）泰发（郑）：郑明贤、陈镇绍。

表面上老板及与其来往船贩并不是全都同姓氏，但是其中有些是亲属关系，如姑姨表、舅甥等。

船贩的生活

平时，船贩都是在他们那窄小，却是内陆居民购物天地的惹船上生活。他们过着漂浮的生活，造就了特别的生活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漂浮使成邦江的中文学堂要迟至1929年才设立。

当他们须要采货、卖土产及更新执照时，就会到镇上。每个月船贩们须回到镇上更新执照[25]，这时候成邦江十间铺内前面的岸边就停满惹船，热闹非常。船贩常常趁这时候到镇上消遣。在成邦江这边镇上赌博、喝酒是两项主要的消遣。赌赢了，就可为船上的家小添些肉菜，不然连生意本钱都给报销了。

采货、卖土产时并不是常常都用船，因为划船费力，尤其是一艘载满货物及一家大小的船儿，加上需要“对潮水”[26]。所以船贩会选择以步行或另用小舟上镇补货或卖货。傅女士（63岁）回忆说，她父亲常常把惹船停在水程2小时的Jakai，然后带着她这五六岁的长女到镇上补货。这时候，她父亲就“抽空”到公馆玩几手，总要等到天黑了才偝着“拉胳”[27]带点货物及提些熟食摸黑走着山路回家，即回惹船上。

陈女士（63岁）说，身为船贩儿女最高兴的是当夜晚到来时，有几艘惹船同停一处。这时大人会在各自的船头或船尾对谈，谈的多是唐山旧事、生活琐事、连环小说的角色等，而小孩们就会一同唱儿歌，唱的多是母亲教的潮州歌谣。

在一个地方停久了，如果长屋就在河边，小孩们也就与伊班伙伴一起玩乐。水果季节时，他们会结伴去采摘或拾取水果。所以，有些船贩与长屋居民也互认彼此的下一代为谊子女。

虽说海外华人非常重视教育，但是理想与现实往往是矛盾的。陈女士比较幸运，当她们姐弟到了适学年龄时，她父亲就在市郊烟房租了一房让她母亲与孩子们住宿，方便上学。而傅女士就没这么幸运了，她在九岁时就担“老板”的家庭童工，负责照顾“老板”的孩子。过后，当小她五岁的弟弟上学时，也寄住“老板”店内，她也顺便照顾弟弟们的起居了。

船贩可说是砂拉越族群交往的先驱者，通过与内陆居民的接触，在很早时就产生了互惠与互相信任。在一些地方，长屋居民把土地让给船贩建房耕种，通婚更是普遍。这种关系并不在船贩结束生意后就中断，而是彼此的情谊仍然延续到二三代。傅女士会在稻收时期收到儿时同伴送来新米，而她也会回送他们一些物品；郑小姐在镇上开理发美发店，过去她父亲在丹绒的老顾客老邻居及其后代，认定要光顾。

结论

船贩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拉查的货色带到内陆，又把土产带出来，通过各别的商业网络销出去。这是“上层”的期望。没有船贩的流血流汗，砂拉越内陆贸易不会发展的那么快[28]，拉查的拓疆计划也不会那么顺利。江边的巴刹是靠船贩不断的努力才具规模[29]。所以在1883年9月19日Pall Hall Gazette记录中，拉查说过：“没有华人，我们不能做什么。”[30]他所指的华人就是这些“为他”深入内陆的船贩。

这内陆贸易活动也让内陆居民有机会接触现代，尤其是日常生活应用品并改变了内陆居民的生活。以前，他们自给自足，逍遥自在，后来却要依赖别人供应他们贵重的奢侈品和食物[31]。

另一方面，船贩是早期垦民面对现实生活与自然环境所产生的新经济模式，在原乡是没有的，不是复制的谋生方法，这充分体现了潮州移民坚韧、冒险与创新的一面。在鲁巴河流域，船贩几乎是潮州新客的必经阶段，是他们实现南来梦想的第一步。

船贩与当地土著的关系不仅建立在经济与贸易上，而更在于社会情谊与互相信任。虽然拉查设置控制，伊班人还是献地让船贩建小屋、开小店、耕种，情谊延续至第二、三代。当船贩的后代在镇上开店，这些内陆朋友与他们的后代还是他们的好顾客及朋友。通婚也常常发生。

参考资料

1.   周丹尼（黄顺柳译），《砂拉越乡镇华人先驱》，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年不详。（英文本：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 1841-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te Ltd, 1990）

2.   Ju-K’ang, T’ien,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Kuching: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re Committee, SUPP Headquarters, 1997 (first published by Goughton Street, Aldwyeh, Lond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cal Science, 1953)

3.   A.B. Ward, Rajah’s Servan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1966.

4.   J.H. Walker, Power and Prowess: The Origins of Brooke Kingship in Sarawak,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5.     陈约翰（梁元生译），《砂捞越华人史》，台北：正中书局，1985。

6.     蔡增聪，《边站。硝烟。贸易：十九世纪砂拉越堡的研究》，诗巫：砂拉越留台同学会诗巫分会，2001。

7.   Batang Lupar padi centre to produce quality seeds ，Sunday November 2, 2008 (The Star)

8.   http://www.libraryindex.com/encyclopedia/pages/cpxkshb8td/sara-sarawak-brooke-miles.html（1-9-2012）

9.   郑泽冰，〈潮州人之南来与成邦江早年的开埠与发展〉，收入《斯里阿曼省潮州公会暨青年团与妇女组庆祝成立五周年暨会所落成纪念特刊》，斯里阿曼省潮州公会，2000年，页125-133。

10.                     郑泽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成邦江华社〉，收入《斯里阿曼省郑氏公会创会十五周年暨会所落成纪念特刊》，斯里阿曼省郑氏公会，2006年，页103-110。

受访者

1.     林美标，87岁，南来后在下游丹绒比扎一带活动的船贩。

2.     姚镇伟，60余岁，幼年南来后，随父母色胶朗（Skrang）河大桥一带活动，为退休小贩。

3.     陈英婵，63岁（女），幼年南来后，随父母在船上生活至上学年龄，为退休公务员。

4.     傅松香，63岁（女），出生于成邦江，随父母在丰洛河一带从事船贩，少年时期在父亲的老板于Nanga Tebat的商店内当家佣。

5.     黄维周（72岁）前南华摄影社号东，1950-70年代为成邦江的官方摄影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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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nak，河潮。在砂拉越境内有四条河拥有此特殊的涨潮模式，每逢农历初三十八更盛，故有初三流，十八水之说。

[2] Bujang Senang是鲁巴河一吃人鳄鱼名字，1980年代被杀。

[3] 见2/11/2008，英文星报，当时的砂州副首席部长兼农业现代化部长陈康南医生的谈话。其实，二战间日人就计划在此河流域推动一年种三次稻计划，但因农民无法配合而不成。

[4] 见古晋上帝庙维修征信录。

[5]周丹尼（黄顺柳译），《砂拉越乡镇华人先驱》，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年不详。（英文本：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 1841-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te Ltd, 1990）。

[6]蔡增聪，《边站。硝烟。贸易：十九世纪砂拉越堡的研究》，诗巫：砂拉越留台同学会诗巫分会，2001。

[7] 其中一名受访者姚镇伟，60余岁，少年时一人守惹船时就被打伤，失去一眼。

[8] Walker，页138-9

[9]周丹尼，页112

[10]周丹尼，页112

[11]周丹尼，页114

[12]周丹尼，页113

[13]周丹尼，页114

[14]陈约瀚，页56

[15] 走巴桑（pasang），避河潮也。即在河潮来临是把船划到河中央，避免被河浪与河岸冲击打翻。

[16] 陈英婵口述。

[17] Kajang，类似亚答叶。

[18] 林美标曾经以此方法经营，须要地方政府的准证。

[19] 例如：Pasar Chebu, Pasar Bakong, Skilai, Keranggas, Punggu Mawang, Pasar Skrang, Nanga Tebat等。

[20] 傅松香口述。

[21] 周丹尼，页86-7。

[22]傅松香口述。

[23] 见田汝康，页58、62。

[24] 周丹尼，页76。

[25] 前南华摄影社的黄维周（72岁）说每个月船贩都会到他店里拍人头照更新执照。

[26]配合涨退潮时间。

[27] Raga，藤篮。

[28] 周丹尼，页89。

[29]周丹尼，页82。

[30] 见http://www.libraryindex.com/encyclopedia/pages/cpxkshb8td/sara-sarawak-brooke-miles.html（1-9-2012）

[31]周丹尼，页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