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访谈:文化人与文化承传


文化人指的该是西方的知识分子,或中国传统上的文人或读书人。它有别于今日的专业人士和学院式的专家、学者。文化人是独立的、中立的,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们的终极关怀是公众、大我的。就这一层面,我认为自己说不上是个“合格”的文化人,更何况我侧身于体制内,勉强算个小有良知的专业人士。一直认为,读圣贤书者,可要行圣贤事。

庆祝传统节庆只能说在维持小传统,即在民俗上努力。文化的层面不仅于此,文化还要思想层面的大传统,如哲学、经书。文化不是拿来传承的,文化是动态的,随时空演变。

大学时,受时代感染,读了中国的五四、又碰上六四及国内新经济政策结束在即,加上民主精神科学态度熏陶,热衷校园活动,尝试为家国探新路向,认为这是读书人的本质。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龙应台的《野火》、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成为当时的读本!
校园的风气是充满批评的,人文学院的熏陶,激励我开始写评论文章,毕竟通过笔杆子问政是读书人最能做到的,其实在中学时,我就曾发表过以厂工为主题的短篇。毕业后,在郊外执教,工余更积极发表评论,刚好《诗华日报》给我了版位,大概写了十年。后来,工作岗位的转变,就少写,再来没写了。

不过,就冒入另一领域,就是本土文史论述。以本土草根的视角写家乡的历史,这符合“由下而上”的历史书写,让草根说话,进而制衡国家单元的历史论述。我参与编辑《斯里阿曼省华族史料集》(1998)、出版了《初三流、十八水:成邦江文史论文集》(2003)、《马鹿十五分公司史稿》(2006)等本土论述,算是对我居住地的一种关怀。

1996年起,我就担任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的副秘书。该会是以研究与出版与砂拉越华人社会有关的著作为主。我参与该会的活动规划、考察、学术讨论等,同时也是该会年刊《文海》的编委。通过该会,我也在成邦江发动古迹关怀与维护工作。比较重要的是在1997年进行的新巴务华人墓山墓碑考察、1998年为本地最古老的华人墓茔-沈大孙墓进行维修、美化与立碑,及在2013年与多个社团配合政府维修爱丽丝堡时的举办社区关怀古迹活动-“记忆的遗珠成邦江”,并不时发表文史论文。

同时,也积极参与地方上的社团。由于是小地方,所以就尽量在“传统”的空间经营所谓的理念。例如通过百年社团成邦江顺兴公会管理的庙宇慈云阁促成人文活动、提升传统节庆的内涵、推动社会关怀如心理辅导、布施等活动,再通过顺兴公会属下的幼稚园落实素质学前教育。

身为教师,我积极参与教师职工会,并在1994年从新组织砂拉越教师职工会斯里阿曼分会,任首任主席,在两年内成功增加200多名会员。这20多年来,陆续任副主席、秘书等职位,目前该分会有1000多名会员,我是主席。

这些参与,是片面的,不完整,只是一个读书人在工余尽自己的本份,未能促成一股大力量。

(吴诰赐,时任鲁勃安都县教育厅学校成长伙伴,过去曾是省/县教育厅考试组主任、学术组主任,也担任过中学副校长)

2018年劳动节
受朱美枫书面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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