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历史文件》[1]与民间治史（旧稿）
一张旧照、一笺旧信、一句谈话或匾额上一个词语，是足以改变史家的观点，影响他们对过去的诠释，进而重建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这应该是推动朱敏华编这本《砂拉越历史文件》的力量，而这本书正有着这作用。本书所汇集的拉查、英殖与日据时代官方书信、证件、通告、民间合同、公函及私人证件等所给于读者的真实历史感，是足以吸引读者进入历史的一大动力。
本书内的156件文件是以两种方式来编排，即时期与主题。编者把文件分成四个时期，以时期来编排的好处是让读者通过阅读不同时间的文件来进行历史重建，也就是说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其实就跟着时间的演进在扮演史学家的角色，下表显示书中文件的分布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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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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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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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查布律克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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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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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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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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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过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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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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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殖民地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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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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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团来往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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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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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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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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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的是，编者在完成四个时期的文件编排后，突然冒出一个主题性的编排法，即把有关华人社团的来往函件置于一辑，这不一的编排标准，倘或有其特殊因素，编者理应向读者交待。尤其，这一辑的文件多是李永桐所有。同时，编者也把砂拉越华侨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的通告（页7）编排在第一辑（拉查布律克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而非第五辑（华人社团来往函件），这又再显示不一的编排标准，其因何在？
由于不是所有读者拥有书中文件时期的历史背景，本书的可读性会更佳如果设有导读或背景文章。导读或背景文章将使读者有能力进行更有意义与正确的历史重建。
虽然如此，这本汇集陈高庭先生四十多年来收藏的砂州官方、民间与私人在1841-1963年间的历史文件的书本确能提供历史工作者许多研究的线索。本书的出版正迎合我们致力要促成的砂州华族民间研究的需要，因为书中的一些文件足以成为许多历史研究课题的切入点。诚如怀特所说：“历史已变得越来专业化和专门化，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致力于寻找那些不易发现的文件，以便他们成为狭小领域中的权威。”[2]例如：
· 通行证／护照可成为研究拉查／英殖时期砂州人民的流动状况的切入点。
· 人民呈于拉查的书信，备忘录可协助研究者了解民间与拉查的关系及对拉查的态度。
· 华社民间结社情况可以会议通知书，委任状中洞察。
· 股份票据、汇票、商会执事名单是研究该时期商业活动的一手资料等等。
对于笔者，本书中的一些文件引发了很有趣的“新发现”，例如页8的达雅人护照显示早在1928年就有边远的勒马纳(Lemanak)区的伊班女性到柔佛州殖民政府部门工作。单这一护照就可引起很多的议题，如：那时期伊班人的流动、伊班女性的教育程度。页17的民那丹华人商家在1937年联署给拉查，要求禁赌的信件又呈现了华人社会的另一面，因为书中另一些文件却显示华人社会乃是活跃的响码烟酒经营者。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这封要求禁赌的信件？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砂拉越历史文件》的出版表示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的成就，不单是出版上的成就，而是史观上的成就。因为这表示文协正努力整理与保留本土的多元史料与遗迹，为开拓砂州华族民间研究与治史事业奠基。在这之前，文协出版了碑铭[3]、民谣[4]、古迹[5]与影像[6]的书籍。这些本土一手资料的保留与整理将会为我们的治史工作带来新颍、合理的论述，让史学家创造出来的论述更接近过去。
这本书呈现于我们的是件件的“原件”
，其保存史料的意义非常大。但是在应用时，我们须存有积极的怀疑态度，因为编者的编排方式可能隐喻某种权力的分布。固然如此，阅读历史文件集会是比阅读历史书籍带来对过去更纯正的理解，因为文件中的过去还没通过史学家的创造，就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所以，阅读历史文件是一场比较直接与原始的治史活动。
总而言之，无论在史学或文物保存的角度上，本书确是非常值得推荐，它犹如编者所言：“…应有尽有，这完全是一本砂拉越的历史著作。”
（《砂拉越华人研究通讯》，第3期，文协，25-11-2002）
[2] 见怀特，《论述的转喻》（H.
White. (1978). Tropics of Discourse,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页28），载于凯斯。詹京斯（贾士蘅译）（1999）《历史的再思考》，麦田出版，页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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