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态度（旧稿）

（一）

近来大马华社兴起撰史的风气，一些民间机构都做起了出史书、搞史料搜集的工作。华社研究中心出版了几本华社史料集，也拟定了几项工作计划。华总在吴德芳的领导下也规划了一些撰史工作，这包括了编写一部《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自成立以来已完成了一系列的史料、史书出版。华总、马华公会与文协也办了「大马华族历史与文物资料调查」。这一切都是积极的现象，但是在一些方面，我们也须谨慎看待它。

无论以学术或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关心历史，从事历史研究是需受到鼓励的。这项工作不仅能增加国家、民族的文化资产，加强国家与民族意识，但在大马华社的情况，它更是印证华族社会的建国功劳，让华族社会在“争取”民族权利时更具信心，也增加其民族、国家的认同。此乃民族自强的资产。

（二）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热衷之中，我们不可牺牲了治史的科学、史料的真实、动机的正确。华总《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版的现象必须受到制止。有些人撰史不仅要把名字放进去，但还要享有正面的论述！他们企图操纵历史，让他们名流青史。

更荒谬的是有人更想以政治权力的利益为构架来治史，认为权力就是真理。我们会怪责日本篡改史实逃避二战后的历史与道德责任，但我们也要求学者们回避一些史实。如果这是我们正在经营的史书，我们宁愿不要。

治近代与现代史往往面对一些阻力，尤其是当权集团的阻力。当权集团往往要求历史给于他们正面的评价，因为利益的存在。因此某人才会被马华“修理一番”（借祝家华在《亚洲周刊》，13-19/4/1998，页36的报导语）。在这方面学者们就需有“硬的骨头”，能坚持抓稳治史的原则与学术的自由，不向权威屈首，不容他人干涉治史原则。党史与历史是不同的。某人可以屈首，但学者千万不能。不然马华社会哪还有真理可寻？

华团不是超越政党的吗？或已受制于政党？看来这是华团与政党关系过于密切的成果了。

（三）

墓山、古庙乃史学研究上的实物史证。它包含了时间、环境、史物、地方性的真实感。保存墓山、古庙乃让传统持续的作法。华社动员维护三保山(1984)、新山柔佛古庙(1991)，但也以堂皇的奉发展之命拱手出让吉隆坡新场福建与广东义山(1998) 。我们可以说迁山对逝去之灵影响“不大”，因为华族有拾金的习俗，但却令历史失去真实感。

原原本本的墓山供给后代的感觉、给史学研究者的讯息与观念，与被“原墓照搬”的坟墓所提供的讯息是完全不同的。笔者曾对砂州成邦江新巴务华人墓山做调查与收集性的工作(见《诗华日报》，18/4/1997, 4/5/1997)，其经验正是如此。原本墓山坟墓的排列、墓碑材料造型、所面背方向都能给于观看者特殊的结论。

新街场这次的开例乃是危机的开始。如果华社已接受“势在必行”、“不得不搬”，笔者相信国内各地方更多的墓山会比吉隆坡街场义山更容易被搬迁！那我们唯有让民族的文化有机场地被毁，让发展消灭一切人文价值。显然，华族社会的古迹、文化观念还有待建立。

（四）

大马各地神庙林立充份表明神庙乃华人社会的重地，它在华人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多元的。它乃早期人社会的凝集点，并成为华人社会的信仰中心，同时也扮演了文化堡垒与教育中心的角色。因此其拥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史学研究上，神庙能提供于研究者许多观念与资料。庙宇中的建筑、文字、匾额、碑铭、神像、…都能供于研究者历史的轮廓。

不过在民间信仰中，华人常常以重建庙宇为酬神的方法。而在重建的过程中就常常毁灭了许多文物，让富有历史性的风彩失去。神庙原本的信物在信徒看来是拥有神秘的力量，也增加信仰的力量与色彩。但可惜的是往往在重修时消失。因为重建与重修往往重美观、宏伟而轻神灵气魄与原庄建筑。古庙中的香炉、印章、宝剑、信徒香油记录簿、建庙征信录、彩旗等等实物，都能协助后人了解早期的华人社会。因此，神庙的重建或重修，虽表示信徒们的虔诚，但也令神灵现代化；对文史研究者来说未免是大损失了。

神庙中所祀奉的神明与庆祝的神诞、节日也能提供我们早期华社的社会结构与关系。例如潮属人士拜玄天上帝、闽属崇奉广泽尊帝。成邦江慈云阁奉慈悲娘娘为主神，其邻近地区如龙芽、丰洛、砂巫（此庙已毁于火灾，并没有重建）等地就有许多奉慈悲娘娘（观音娘娘）的庙宇。这种现象就提供了研究者当时社会的轮廓与地方性的关系。

庙宇的建筑格式乃是重建神庙时最受破坏的一环，由于神庙乃早年华人社会的中心机构，其建设乃经过精密的构思，乃当时民间思想的体现。不论是出手自地方性的工匠或大陆原乡的工匠，它都同样体现民间对信仰的观念与艺术的重视。有些神庙的建筑溶入了本地的色彩，这不但让我们了解早期种族间的相互交流，也呈现了华人社会对他族的观念。

可惜的是这些木制的雕刻建筑往往在重修、重建时因缺乏存史的观念而被荒弃。日前(11/4/1998)笔者在达叻(Dalat)的伯公庙就观察了这些珍贵的建筑。但是国内各地又保存了多少间原庄的庙宇？

（五）

这就是我们的治史的态度。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14/5/1998完稿

（诗华日报，30-5-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