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教育：一些观察
我是在县教育厅工作，负责督导学校领导，县内学校多属于乡区小型学校。去年行管即将开学前，我针对县内的线上与居家学习状况做调查，调查目的是要了解县内各校的线上与居家学习的传递及绩效。县内逾六成教师回应了这项线上调查，显示大部分学校还未准备面对这突来的改变，普遍上把它当作是暂时的现象，期待回到实体面对面教学后再来弥补那几个月的学习损失。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严重的学习损失与差距，可造成的不平等不容忽视，但却没有得到基层实践者的正视。大部分人还以网络的不稳定及涵盖面、学生没有器材等问题来隐盖这现象，但这时候一些前瞻性的学校已在探索最好的线上授课媒介、平台了，虽然他们也面对网络不稳定。我所领导的家教协会即在此时开始培训家长应用谷歌课室协助孩子的学习。
相对的，调查也显示，有教师认为居家学习让学生更有创造力、更敢于与老师个别沟通，是不是远离学校这个权威机构造就了这些？有些教师，甚至在这段时间发掘了个别学生的潜能，例如某学生原来很会唱歌、很有节奏感或善于以图像做书面表达、更有日常被忽略的学生在单独居家时能流利的朗读课文、很好的学习。很多教师就在问卷中愉快的跟我分享这些积极的现象，看来学习因疫情而面向个性化。
部分教师们也说，居家教学逼使他们学习新数码技能、利用各种线上的利便来教学、会自录语音自拍视频了，虽然他们的动作或者只让小部分居住在有网络及有能力拥有器材的学生受益，但教师们毫无选择的跟随潮流。
疫情，其实让我们反思学校，教师与教育的存在与运作，例如奥地利哲学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所主张的《去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1971）即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因为这场世界性的居家学习似乎让我们更质疑学校存在的正当性与重新思考学习的意义。我的孩子除了居家应付学校分配的课业外，也偶尔下下厨、在院子里观察与统计植物、爬爬树。学习是无所不在的。
后来，中央教育部公布居家学习指南，各方面就忙着汇报会，下达指南，让基层落实，然后做报告。这就是一般高度中央化制度的标准作业，再接下来是全面开学，大家又忙于开学的标准作业，中央也调整了课纲，又开始了另一场汇报与报告。谁有认真去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疫情后的教育生态，如对学生的福利、平等学习机会等课题进行后续？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让人民看到国家正在复苏，回归正常。一直到10月底，学校又关了。这时候，居家学习再次被提起。
起起落落，我们就度过2020年，搁下两项公考，留两项大型公考到次年进行，拖拖拉拉的开始新学年。这一年来，虽然大家都学习了、被逼成长了，快步进入数码化，虽然网络依然龟速；学习也逐渐个性化，但掉队的队伍更长了；那公斤重的13年教育大蓝图，似乎照不亮前路。
仓促中国家教育进入大蓝图第三波，要把办学自主交给学校，落实校本管理！这是大跃进，但因疫情而更具挑战。在严重的学习差距中，或者校本管理会是出路，但惯于等待上头指示的公仆是否有能力应付这个改变？他们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管理与执行能力是否足于让他们以各自方式经营各自的学校？他们对宏观与微观的教育观念须要有所掌握，并有能力依现实，规划实践。县教育厅的角色因此显得重要，因为他们最贴近学校。自2013年以来，县教育其实就被赋予建设观念与构架基础的角色，但是中央还是不断的指示与干扰，要在一夜间转型，对这个庞大的部门来说是不容易，更何况整个机制对转型的核心不甚积极。
教育的转型是一场政策与习惯的交锋，很多教改都止于课堂的门槛前，疫情刚好提供一个改变习惯的机缘，很多人已经充分利用了，但要整个体制转型确是不容易，其中涉及的权力与利益平衡太多了，课堂内的教师才是教改的先锋，就像他们在疫情开始时努力改变教学习惯一样。
（1-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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